党费 “红色账本”中的赤子情怀

发稿时间:2019-07-01 10:52      编辑:天津先锋网

  王建柱

  彭真同志的党费证

  水彩画:长征路上最后的党费

  20世纪50年代,作家王愿坚的小说《党费》,讲述了发生在闽粤赣边区一名基层党员交党费的故事,感动了几代读者。党费,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观念的一种标志。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缴纳党费,是党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那么,党费制度是什么时候建立的?不同历史时期党费的缴纳情况怎样?缴纳的标准有什么不同?什么是“特殊党费”?党费是如何使用的呢?

  ◆ 党费制度的建立始于

  党的“二大”

  1922年,中共二大召开,大会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,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党章。党章中专门列有“经费”一章,规定:党员按月缴纳党费,月薪在50元以内者,缴1元;在50元以上者,按月薪的1/10计算;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的工人,缴0.2元;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。并规定:“本党一切经费收支,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。”

  1923年,中央政治局在修正章程时,对缴纳党费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,党员月薪在30元以内者,缴0.2元;在30元以上至60元者,缴1元;60元以上至100元者,缴月薪的1/20;在100元以上者,缴月薪的1/10;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。

  当时,党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党外协助、党内派捐(党内义务捐)、党费三类。其中党外协助是来自共产国际、党外人士或团体的资助,党内派捐是向有经济实力的党员派捐,比如李大钊,在建党前,他每个月拿出80元用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费用,“在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中,他是每月拿出资助革命最多的人”。党费则是与每个党员休戚相关,要求每个党员按月按规定缴纳。

  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导致这一时期党费收缴困难重重。尽管如此,广大党员仍然把党费看得很重。1935年10月,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,周恩来忙于处理各种工作,非常劳累。有一次,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,就替他交了五分钱的党费。在得知自己的党费被别人代为缴纳后,周恩来马上对警卫员魏国禄提出了严厉的批评。他说,党费不能让别人代缴,军政大事重要,交党费也很重要,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。

  ◆ 统一党费收缴标准

  1945年,中共七大召开,会议通过的新党章规定,各地党员及候补党员应缴党费的数额,由各省委、边区党委或其他相当的党委规定实行之。党费的征收标准因地而异。

  但由于各地标准不统一,也带来一些问题。如各地征收党费的数额悬殊很大,“西北各地,供给制的干部党员,每月缴纳津贴额的5%;山东各地每月为2%。但也有不少地方,仍采用自由缴纳的办法,因之缴纳多少更不一致”。征收党费的计算方法也不一致,“有的按‘分计制’计算(东北),有的以实物折算(西北),有的以人民币计算,各地都要求征收党费的计算方法要简单易行”。

  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,鉴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,统一党费收缴标准的条件已经成熟,1949年6月5日,中央组织部出台了《关于缴纳党费办法的暂行规定》,对有薪资收入者,制定了统一的缴费比例。同时,规定又体现了充分的灵活性,凡党员、候补党员系供给制者,其缴纳党费数目,由机关党委统一规定之;凡党员、候补党员系未脱离生产的农民、手工业者、工人或学生,缴纳党费,由所在地的县市委统一规定之;农民党员的党费,一年缴纳两次或一次,不用按月缴纳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党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轨,从1951年起,中央开始整顿党的基层组织。1952年,中共中央下发了《关于党员缴纳党费的规定》,将党费集中由中央统一使用、拨付,重新明确了党费收缴标准和党费使用办法。规定党员“应按时向其所属支部自动缴纳党费”“每个支部,应按时检查党费的征收”。对凡没有正当理由而不缴纳党费的党员,“支部应及时讨论处理”。从此,党费制度主要由中共中央和中央组织部根据工资制度、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变化,以党内专门文件的形式不断进行调整。

  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,刚刚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党费制度遭受到了严重破坏,党费的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工作处于混乱之中。有的党员长期不按规定缴纳党费也无人过问;有些地方没有专人管理党费,账目混乱;有的党费挪作他用;有的借用、占用,甚至贪污党费。

  “文革”结束后,1980年,中央组织部下发意见,全党开始着手恢复和建立新的党费制度。1992年中央组织部印发《关于共产党员交纳党费办法的规定》,对党费的收缴、管理、使用审批、报告和检查制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。1998年中央组织部又对党费的收缴、管理、使用三个方面进一步做出了严格规定。

  2008年2月,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,在1998年规定的基础上,中央组织部印发了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。文件规定:中国共产党对于按月领取工资的党员按照月收入为基数,每月按照相应比例收取党费。具体是:月收入不足3000元的,缴纳月收入的0.5%;月收入3000元至5000元的,缴纳月收入的1%;月收入5000元至10000元的,缴纳月收入的1.5%;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,缴纳月收入的2%。

  ◆ 管好用好党费

  对于党费的用途,在1949年6月5日中央组织部《关于缴纳党费办法的暂行规定》出台之前,党费主要用作党的活动经费,没有单独明确党费的使用范围,其使用权主要集中在中央。《关于缴纳党费办法的暂行规定》将“党员所缴党费,暂作为党员教育之补助经费,由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以上党委处理之”,并“按期将党费之收支情形,向上级党委作报告”。但后来中央发现,“许多地方党委对于党费的使用,采取逐级扣用的办法”“党费的使用不能有统一的计划”,最为普遍的是使用不当的现象,“如有的将党费用于办公经费不足的开支上,有的用在购买家具或干部的生活用品上,有的用在开会招待或干部外出的用费上。且有不少党委将党费用在机关生活中或者无法使用而积存起来”。甚至出现一些贪污、浪费的漏洞。

  针对这种情况,中央对党费的使用范围进行了不断地调整、细化,如:1952年规定,将党费集中由中央统一使用,强调:“各级党委所需费用的开支,仍按过去规定,由同级政府按财政制度统一供给,不在所征收党费内开支。”可以使用党费开支的,“只有私立学校和私营企业中的党组织,若须设置专职干部时,则由省、市委造报预算,经批准后,从党费内拨付”。此外,“各级党委如有在财政制度以外之必要开支,一律须先经中央批准,方得在党费内拨付”。

  1956年规定,把党费交由“各省(市)委、自治区党委、西藏工委、中直机关党委、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自行分配使用”,并暂时规定了各地党的活动费用在国家财政制度内不易开支、可以在党费内开支的范围:“某些基层党组织的办公费和活动费用(国家机关、公立学校和企业机关党组织的办公费和事业费,已在财政经费内开支的不变);党员干部的教育材料费用和训练党员的费用;党的机关编制以外的必要的党的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;失掉工作能力和有特殊困难的党员的必要的救济和补助费用。”

  2008年规定,各地区系统(部门)每年按全年党员实交党费总数的5%上缴中央。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,一般情况下,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,主要包括:1.培训党员;2.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、资料、音像制品和设备;3.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、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;4.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;5.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员和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。

  管好用好每一笔党费,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,一分一毫总关情,已深深镌刻在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心里,并转化为每级党委及每位党员的自觉行动。

  ◆ 特殊党费

  一份浓厚的政治情感

 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,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:一名革命烈士在牺牲之前,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包裹严密的几枚大洋,以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对身边的战友说:“这是我的全部积蓄,请替我交给组织,当作我的最后一次党费”……还有不少老干部老将军在病危或临终前把一生仅有的十几万元存款,一半交纳最后一次党费,一半捐赠给希望工程。这些老同志充满深情地回忆说,自己每个月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缴纳党费。这不是单纯的几块钱和几十元钱的问题,它表达着自己对党的浓厚感情和政治忠诚。由此看来,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上,党费更有着厚重的“软实力”,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。

  在2008年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中催生的“特殊党费”现象,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思想启迪和巨大精神震撼。同时,也唤起人们对党费精神价值的时代诉求。

  至今,很多党员还保留着那张制作精美、印有“中共中央组织部”鲜红大印的卡片,这就是在汶川大地震时他们上缴“特殊党费”的收据之一。与普通捐款不同,汶川地震后的“特殊党费”捐款,被称为“管理得最好的资金之一”。

  2008年5月13日,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第二天,浙江企业家祁友富便将10万元人民币交到了绍兴县柯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办公桌上,这成为了第一笔用于支援灾区的“特殊党费”。5天后,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《关于做好部分党员交纳“特殊党费”用于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》,开启了全国性党员缴纳“特殊党费”赈灾的“第一次”。

  在此之前,“特殊党费”这个词一般出现在建党、入党周年等纪念日,党员用来表达对党的特殊情意。更多时候,“特殊党费”出现在党员的遗嘱中,作为个人上交的最后一笔党费。另外,“特殊党费”有时也会成为一些地区号召党员集体捐款的一种形式。

  那么,特殊党费究竟特殊在哪儿?

  作为党费,“特殊党费”之特殊,在于其用途超出了中组部下发的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。根据该规定,“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,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”。也就是说,党费只能用在党内。而抗震救灾的“特殊党费”,主要用在了灾区的教育、民生、慰问、党建上,非党员同样是“特殊党费”的受益者。

  而作为捐款,“特殊党费”之特殊,在于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及其运作模式。从一开始,“特殊党费”就受到了中央的特殊“关怀”,中央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,要求认真做好“特殊党费”的使用和监督。“特殊党费”接受组织部门、纪委、监察、审计部门的行政监督以及普通公民的社会监督。

  另外,“特殊党费”捐款与普通捐款的最大不同,在于其特殊的捐款渠道和管理体系。一位普通公民要支援灾区,可以捐款给红十字会、扶贫基金会、中华慈善总会等公益性社会团体,也可以直接捐给灾区的学校、医院等公益性非营利事业机构。而“特殊党费”是由党员上交到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,然后经由地方党委组织部──中央组织部──民政部──汶川地震灾区的流通渠道到达灾区。

  负责分配和使用“特殊党费”的,也是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发改委、民政、财政、审计等行政部门。由于肩负着“办成一个展示党的形象的民心工程”的重大使命,四川省委省政府曾多次开会研究并成立领导小组,狠抓“特殊党费”援建项目。可以说,行政力量的保驾护航为“特殊党费”的落实提供了有力后盾、强大的权力和监督体系,使“特殊党费”成为异于普通捐款的特殊公益模式。

  ◆ 党费是一面镜子

  朱德同志2万元的存款单,至今仍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,生前他反复叮嘱这笔钱不分给子女,要交给党组织。

  长征路上,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部司务长周克柳,把捡到的牦牛皮和骨头架煮了给大家吃,数量太少,他就把自己那份也拿出来让给大家。看战友们不吃,他强忍着饥饿说:“别让了,我是共产党员,都得听我的,大家吃了好行军打仗,就权当是我向组织缴纳的一份特殊党费吧!”

  抗战老兵张道干,1942年入党,后来由于党员证件丢失,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之后他执著寻找党组织70年,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、抗战女兵杨美田。之后他把珍藏了70年的3块银元作为当年的党费上交组织。

  开国少将李中权,生前拿出积攒的20万元委托空军党委代他缴纳党费,他说:“我就像一棵小草,永远难报党的恩情。”

  党费虽不以数额分高低,但通过考量党员个体对党费这件事情的尽心程度和重视态度,足可以照见党员内心的忠诚、信念、使命和担当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党费又是一面镜子,一面“沉甸甸”的党性之境、信仰之镜。

  来源:天津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