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安時期知識青年的“朝聖”之旅

發稿時間:2019-05-10 10:33      編輯:天津先鋒網

  20世紀30年代末,冼星海(右)等藝術家在延安。

  全麵抗戰爆發後,在廣大的國統區、淪陷區、其他抗日根據地乃至海外,一大批愛國青年為了尋求國格獨立、人格自由,以寶塔山為指引,開啟了“朝聖”之旅。他們主要通過黨組織和個人介紹,或者參加延安各類學校的招生考試奔赴延安,在1938年前後形成高潮。“打斷骨頭連著筋,扒了皮肉還有心,隻要還有一口氣,爬也要爬到延安城”,喊出了一代愛國青年的心聲。

  希望之光

  知識青年是通過對國共政治主張以及實際行動的對比,最後選擇了共產黨。當時,國民黨曾把三青團作為同共產黨爭奪青年的工具,但是由於人心向背,沒能爭取到青年。恰在此時抗大、陝北公學等學校麵向全國招生,其中抗大的招生廣告就從延安一路貼到西安,各地青年踴躍報名。此外,延安還有“來去自由”政策,進一步打消了知識青年來延安的疑慮。他們認為選擇了延安就等於選擇了光明,“到延安去”就由心靈呼喚變為實際行動。有一位新加坡華僑青年叫吳醒柏,家境富裕,是獨生子。抗戰爆發後,決心回國抗戰。可是家裏百般阻撓,他就偷跑到香港。其父乘專機追到香港勸他返回,可是他毅然拒絕了父親的請求,先是來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,然後和五六十個青年一起步行到延安。到延安地界時,他跪在地上捧起一把黃土,緊緊貼在胸口上,無限動情地說:“祖國啊,就剩下這一塊幹淨土了!”

 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在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過程中,起到橋梁和堡壘作用。僅1937年到1938年,它就向延安輸送了2萬青年。辦事處的工作非常繁忙,負責人伍雲甫經常親自坐在門口接待。從西安到延安,總共八百裏路程,大部分人需要徒步大約14天才能到達。旅途中除了國民黨設置的重重政治關卡外,惡劣的自然地理環境也造成極大障礙。但是,即便如此,愛國青年甘願用汗水、鮮血乃至生命來鑄就這條理想之路、信仰之路。

  革命熔爐

  在延安,負責接待愛國青年的機構是延安交際處,由這裏安排食宿,造冊登記,然後大多數人進入各類院校和培訓班。知識青年的到來不僅為黨儲備了寶貴人才,而且為改變國共對壘的政治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礎。

  青年們雖然滿懷革命熱情,但是理論高度和實際鬥爭經驗不足,思想狀況也不夠成熟。因此,黨中央對這些青年給予高度重視,並決心把他們培養成德才兼備的幹部。

  黨中央在延安先後創辦了抗大、陝公、魯藝等30多所幹部學校,整座山城儼然成為一所窯洞大學。知識青年紛紛進入學校學習。領導幹部十分關心學員,經常應邀講話或講課。例如,1938年4月9日,毛澤東在抗大講話《在抗大應當學習什麽?》中指出,學員來抗大學習,“不是為了自己,而是為了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;不是為了自己的家,而是為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家,犧牲一切。所以第一個決心是要犧牲升官;第二個決心是要犧牲發財;第三更要下一個犧牲自己生命的最後決心!”在延安這個革命熔爐中,廣大青年逐步成長為無產階級戰士。

  成才之地

  這些愛國青年到達延安後,自願脫下西裝、皮鞋,扔掉口紅、高跟鞋,穿上了八路軍軍裝,做好吃苦耐勞的準備。他們發揚艱苦奮鬥精神,挖窯洞建宿舍,露天上課。沒有紙張,就在石板或沙盤上寫字,樺樹皮就是免費的紙張,剝下來一層就能寫字。沒有鍾表,就用石日晷計時。總之,無論條件多麽艱苦,他們依然刻苦學習政治、軍事、文化、科學技術知識。一位印尼朋友稱讚道:“共產黨真了不起,吃小米飯啃《資本論》。”

  知識青年從延安獲得革命的思想武器,然後紛紛走上救國救民的戰場。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走上抗日前線,參與對敵鬥爭,為中國革命事業不惜貢獻出寶貴生命。他們當中有些人也留在邊區。毛澤東親自做思想工作,告訴他們說,你們都是老母雞,是抱雞娃的,你們留在邊區做的貢獻不比上前線小。因此,留在邊區的青年,直接參與了整風和大生產運動,有的當了學校的專職教員,培育了更多青年,有的走向了敵後,到群眾中訪貧問苦,進行積極的抗日動員,在黨與群眾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。

  延安時期,知識青年喊著“我要去延安”的口號奔赴革命聖地,經過革命熔爐育英才,他們茁壯成長起來,然後深入到各條戰線,為民族獨立、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貢獻。正如1939年5月,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說:“中國的青年運動有很好的革命傳統,這個傳統就是‘永久奮鬥’。共產黨是繼承這個傳統的,現在傳下來了,以後更要繼續傳下去。”

  (摘編自5月3日《學習時報》 崔苗/文)

  來源:中國組織人事報